读《洛阳伽蓝记》
黄文智
读《洛阳伽蓝记》 洛阳伽蓝记序 杨衒之在《魏书》、《北史》中无传,《广弘明集》卷六云杨衒之是北平(河北遵化)人,生卒年不详,北魏末年至东魏在世,曾官奉朝请、期城郡太守、抚军府司马、秘书监等官职。佛教传入中国后就逐渐发展起来,在中原地区“至于晋室永嘉(307-318),唯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履,舍资财若遗迹。……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庄。”可见当时的佛教之兴盛,然而“暨永熙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尽,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呈现出一片荒凉的景象,往日的繁华随风逝去。杨衒之感慨万千,追思原来“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但是“今日廖廓,钟声罕闻”了,“恐后世无传,股故撰斯记。”这就是杨衒之写《洛阳伽蓝记》的动机。 由于洛阳城寺庙甚多,杨衒之所录“止于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样异。”而“世谛俗事,因而出之。”这句话点名了本书的结构,就是以寺庙为经,而以有关的史实、人物、传说、物产等为纬,描绘出一幅北魏时期洛阳城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迁都洛阳,“诏司空穆亮营造宫室,洛阳城门依魏晋旧名。”本书注者周祖谟依据杨衒之所述城门及各寺庙位置,结合现代考古成果绘制了《北魏洛阳伽蓝图》,在阅读本书时提供了极大地方便。 本书的主体部分按照洛阳城的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五部分分为五卷,每卷各记述区域内主要寺庙,以及相关的人物史实及传说等内容。其中第五卷有宋云使西域的相关记述。 洛阳伽蓝记卷第一 城内 永宁寺 “永宁寺,熙平元年(516)灵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宫前阊阖门南一里御道西。……司徒府南有国子学堂内有孔丘像。颜渊问仁、子路问政在侧。”这段文字详细标明了永宁寺的所处位置,其中的国子学孔丘像,应具备与佛像类似的礼拜功能,却没标明是塑像还是画像。“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殚土木之功,穷造型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这段文字描写了永宁寺极为壮观的场面,读之亦有荡气回肠之感。又“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金织成像五躯,玉像二躯。作功奇巧,冠于当世。”这段文字如实描写了当时永宁寺的佛教造像,做工精巧,为当时之冠,并记述了这些佛像由不同的材料制作的。有常景碑云“须弥宝殿,兜率净宫,莫尚于斯也”,盛赞永宁寺之华丽庄严。 “外国所献经像,皆在此寺。”这句话反映出当时北魏和外国多有交往,而外国的经像也多进入中国,势必对当时的造像艺术产生影响。中国禅宗初祖菩提达摩见到永宁寺寺塔后发出感叹“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后“口唱南无,合掌连日。”武泰元年(528)二月,孝明帝萧宗崩于显阳殿,把持朝政的胡太后立三岁的临洮王元宝晖子元钊为主,引起了肆州秀容(山西朔县北)尔朱荣的不满,以给孝明帝报仇为借口,纠集并州刺史元天穆,进军洛阳,在河阴将胡太后及大臣两千余人杀死,控制朝政。此后,内乱不止。尔朱荣进军洛阳前选择拥戴之王,“遂于晋阳,人各铸像不成,惟长乐王子攸像光相具足,端庄特妙,是以荣意在长乐。”尔朱荣由此拥戴长乐王为帝,是为孝庄帝。值得注意的是“铸像”一事,应为铸金铜佛像,然而铸像一事,或与两汉时的谶纬之术类似,但工匠之技艺或可人为操纵。 庄帝从兄相州刺史元颢趁庄帝北巡而入洛,自称为帝,改年号建武元年(528),后为尔朱荣所败,奔走南梁萧衍,途中被人所杀。由此尔朱荣更是飞扬跋扈,书载“时太原王(尔朱荣)位极心骄,功高意侈,舆夺任情,臧否肆意。”后终为庄帝设计诛杀。尔朱荣从弟尔朱世隆为兄报仇,总领尔朱荣部曲,“擒庄帝于式干殿”,庄帝“临崩礼佛,愿不为国王”,且作五言诗哀叹,“朝野闻之,莫不悲恸,百姓观者,悉皆掩涕而已。”永熙三年(534)二月,“浮图为火所烧,帝登凌云台望火,……时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经三月不灭。” 建中寺 “普泰元年(531)尚书令乐平王尔朱世隆所立也。”建中寺本是阉官刘腾的府宅,刘腾死后,下诏降罪元乂、刘腾,罢元乂为庶人,追削刘腾官爵。有人乘机为清河王元怿鸣冤,要求诛元乂,戮刘腾尸。此议正中胡太后下怀。她借此下令发掘刘腾墓,将刘腾骸骨撒露于野。刘腾的家产全部被没于官,其四十余位养子也被诛杀殆尽。建中寺是尔朱世隆为尔朱荣追福以刘腾府宅改建而成,“屋宇奢侈,梁栋逾制,一里之间,廊庑充滥。堂比宣光殿,门匹干明门。”可见刘腾府宅多么的辉煌,也反映出彼时政治的黑暗。 长秋寺 刘腾为长秋令卿时所立,因以为名。“中有三层浮图一所,金盘灵刹,曜诸城内。作六牙白象负释迦在虚空中。”这是佛乘白象投胎之像。其像“庄严佛事,悉用金玉,作工之异,难可具陈。四月四日(注解为七日)此像常出,辟邪、狮子导引其前。”四月八日是佛诞日,在洛阳要举办盛大的行像庆典,此像亦为常出之像。“像停之处,观者如堵,跌相践跃,常有死人。” 瑶光寺 世宗宣武帝(高祖孝文帝第二子,龙门石窟始开凿者)所立。“观东有灵芝钧台,累木为之,出于海中,去地二十丈。风生户牍,云起梁栋,丹楹刻桷,图写列仙。”文中的“仙”指道教的仙人,亦或指佛教造像?“刻石为鲸鱼,背负钓台,既如从地涌出,又似空中飞下。”可以想象,这个“鲸鱼”雕刻何其壮观。然此寺“椒房嫔御,学道之所,掖庭美人,并在其中”,尔朱荣从子尔朱兆入洛纵兵大掠,“时有秀容胡骑数十人,入寺淫秽,自此后颇获讥讪。” 景乐寺 景乐寺是太傅清河文献王元怿所立。元怿是宣武帝之弟。“有佛殿一所,像辇在焉,雕刻巧妙,冠绝一时”此处像辇应为四月八日行像节时所用吧。“至于六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观之,以为至天堂。”文献王亦于此场所不专务礼佛诵经之事,沉溺于女色之中,实为世之荒诞。后文献王之弟元悦亦“召诸音乐,逞伎寺内。……士女观之,目乱情迷。”后来“京师频有大兵,此戏遂隐也。”北魏晚期的洛阳,隐藏于寺庙中声色犬马的贵族生活,实在是伤风败俗,而寺庙也脱离所谓的修行出世之道甚远了。 召尼大寺 阉官等所立也。“太后临朝,阍寺专宠,宦者之家,积金满堂。”阉官掌握有很大的权势和财富,并蓄养妇人,认领养子。“寺有一佛二菩萨,塑工精绝,京师所无也。四月七日常出诣景明,景明三像恒出迎之。伎乐之盛,与刘腾相比。”寺前有生桑树一株,甚为奇异,后遭砍伐时竟有血流至地。在寺南的段晖宅,“地下常闻有钟声时见无色光明,照于堂宇。晖异之。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躯,可高二尺,并有二菩萨。趺坐上铭云:晋太始二年(266)五月十五日侍中中书荀勖造。晖遂舍宅为光明寺。……其后盗贼者欲窃此像,像与菩萨合声和贼,盗者惊怖,应即殒倒。众僧闻像叫声,遂来捉得贼。” 修梵寺 “修梵寺有金刚,鸠鸽不入,鸟雀不栖。菩提达摩云得其真相也。”金刚雕像“得其真相”,就是说雕塑的技术很高,逼真的神情(威慑)令鸟雀不敢靠近。寺北有东汉末董卓之宅,其中有六大官员的宅邸,其所处的永和里“当世名为贵里”。 景林寺 本寺条目下记述了多条园林风物,其中有“祗洹精舍”,以注述为事的白头,翟泉,华林园,天渊池,九华台,仙人馆,藏冰室,……其中有仙人枣,出自昆仑山,亦为西王母枣。同出的还有仙人桃,也称为王母桃。有关西王母之说,体现了当时道、佛信仰相杂的现象。 洛阳伽蓝记卷第二 城东 明悬尼寺 彭城武宣王元勰所立,元勰为高祖孝文帝弟。该寺条目下的地理位置描述与《水经注》的记载互为映证,也反映出杨衒之对这些地理位置做过详细的实地考察,为今天的考古提供了很多依据。 龙华寺 宿卫羽林虎贲等所立也。龙华寺南有租场,有用于罢市的鼓,其中的一口钟撞之能声闻五十里,遂移至宫内。钟声引起了南梁萧衍子豫章王萧综的感伤,作《听钟歌》流传于世。该条目记述了萧综的一段曲折离奇的故事,反映了当时南梁与北魏错综复杂的关系。 璎珞寺 璎珞寺为“中朝时白社地,董威辇所居处。里有璎珞、慈善、晖和、通觉、晖玄、宗圣、威昌、熙平、崇真、因果等十寺。里内士庶,二千余户,信崇三宝。众僧利养,百姓所供也。” 宗圣寺 该条目记述了一尊大像高三丈八尺,“端严殊特,相好毕备。……此像一出,市井皆空,炎光辉赫,独绝世表。” 崇真寺 崇真寺比丘慧嶷,“死经七日还活,经阎罗王检阅,以错召放免。慧嶷具说过去之时,有五比丘同阅,一比丘云是宝明寺智圣,以坐禅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诵四十卷涅盘,亦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融觉寺昙谟最,讲《涅盘》《华严》,领众千人。阎罗王曰:‘讲经者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比丘中第一粗行。今唯试坐禅、诵经,不问讲经。’其昙谟最曰:‘贫道立身以来,唯好讲经,实不暗诵。’阎罗王勅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昙谟最向西北门。屋舍皆黑,似非好处。有一比丘云是禅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辈檀越,造一切经,人中金像十躯。阎罗王曰:‘沙门之体。必须摄心守道,志在禅诵。不干世事,不作有为。虽造作经像,正欲得他人财物;既得财物,贪心即起;既怀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烦恼。’亦付司,仍与昙谟最同入黑门。有一比丘云是灵觉寺宝真。自云出家之前,尝作陇西太守,造灵觉寺。寺成,即弃官入道。虽不禅诵,礼拜不阙。阎罗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夺民财,假作此寺,非卿之力。’” 以上这则阎罗殿案件映射出当时的修行者们的不同态度所导致的不同结局。坐苦禅和诵经者能升天堂,而靠世俗的讲经收徒博取声明者皆不入天堂。当时的社会僧众亦如世俗之人获取利益功名,竞相奢靡而不务潜心修行,这已经背离了出家修行的宗旨。“时太后闻之,遣黄门侍郎徐纥依慧嶷所说即访宝明等寺。城东有宝明寺,城内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觉寺、禅林、灵觉等三寺,问智圣、道品、昙谟最、道弘、宝明等,皆实有之。议曰人死有罪福。即请坐禅僧一百人常在殿内供养之。诏不听持经像沿路乞索。若私有财物,造经像者任意。慧嶷亦入白鹿山,居隐修道。自此以后,京邑比丘皆事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 魏昌尼寺 阉官瀛洲刺史李次寿所立。其位置位于原来的牛马市,是处死嵇康之所。 景兴尼寺 此寺是阉官所共立的。“有金像辇,去地三丈,上施宝盖,四面垂金玲、七宝珠,飞天伎乐,望之云表。作工甚精,难可扬榷。像出之日,常诏羽林一百人举此像,丝竹杂伎,皆由旨给。”本条目记载了隐士杜逸的故事,“云是晋武(晋武帝司马炎,236-290)时人,晋朝旧事,多所记录。”从他的记述中可知,在晋朝时,洛阳就已经多有塔寺。对于晋朝以来的旧事,对照史书所述多有不符,“自永嘉以来二百余年,建国称王者十有六君,吾皆游其都邑,目见其事,国灭之后,观其史书,皆非实录,莫不推过与人,引善自向。”可以看出杨衒之对于杜逸的话还是比较赞同的,认为史官写史应忠于史实,而不应该有所倾向的粉饰部分史实以媚当权者。杜逸继而指出当世之人“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对此作出了猛烈的批评。杜逸云郭璞曾为他筮云能活五百岁,已逾半了,三年后遁去,不知所踪。书中的这些神异故事虽不可信,然而却能反映出杨衒之试图传达的写作思想,对于当时的朝野也是一种委婉的劝诫吧。对于地理位置的记述应当是很客观的,京师士子离别时所云“相送三门外”之处,位于七里桥东一里的三门,这为当时洛阳城的最东处做了界定。 庄严寺 在东阳门外一里御道北,周边有四名大官的宅子。 秦太上君寺 胡太后所立也。胡太后尊其父为“秦太上公”,母为“秦太上君”,为母追福,因以为名。“中有五层浮图一所,修刹入云,高门向街,佛事庄饰,等于永宁。……常有大德名僧讲一切经,授业沙门,亦有千数。”可见当时讲经授徒之盛。该条下还记述了太傅李延寔、秘书郎崔孝忠等人关于齐鲁士人及民风的讨论,颇有意思。 正始寺 正始中百官所立也,因以为名。有石碑一枚,上刻有百官所捐之钱数,各有差异,刻碑记之。昭德里有五宅,其中司农张伦为最豪奢,“造景阳山,有若自然。……情野兴之士,游以忘归。天水人姜质,……遂造《庭山赋》,行传于世。” 平等寺 广平武穆王元怀舍宅所立。武穆王为孝文帝子。“寺门外有金像一躯,高二丈八尺,像好端严,常有神验,国之吉凶,先炳祥异。孝昌三年(528)二月中,此像面有悲容,两目垂泪,遍体皆湿,时人号曰佛汗。……明年四月尔朱荣入洛阳,诛戮百官,死亡涂地。……每经神验,朝野惶惧。”北魏晚期的政治动荡,连佛也为之汗颜。通过佛汗的征兆,本条详细记述了北魏晚期极为残酷的政治风暴,围绕尔朱荣之死和其族人为其报仇和拥立新君,构成了这段悲壮的历史。 景宁寺 太保司徒杨椿所立。“高祖迁都洛邑,椿创居此里,遂分宅为寺,因以名之。”城南的归正里多吴人居住,里“三千余家”,多卖水族口味。当时北魏对南来的渡江者待遇甚厚。“永安二年萧衍遣主书陈庆之送北海(魏北海王元颢)入洛阳僭帝位。”时有南来的车骑将军张景仁设宴招待陈庆之,同座者还有其他南来者。席间关于南北正朔的问题,元慎严厉斥责了陈庆之的观点,认为南方“地多湿蛰,攒育虫蚁,疆土瘴疠,蛙黾共穴,人鸟同群。短发之君,无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禀蕞陋之质。(后略)”可以看出对南人侮辱之极。而此后南梁亦重用北人,“庆之因此羽仪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竞相模仿,被及秣陵。”孝文帝迁都洛阳,本来是学习南朝的礼仪制度,到此时可以看出,北魏政权已完全汉化,甚至成为中原文化的正朔,连江南之士亦学习“魏法”。元慎“博识文渊,清言入神,造次应对,莫有称者。”元慎善于解梦,每言必中,后尔朱荣入洛,其弃官随隐士游于山野之中。 洛阳伽蓝记卷三 城南 景明寺 宣武帝所立。世宗宣武帝元恪,高祖孝文帝第二子。该寺是景明(500-504)年中立而得名。景明寺地理环境很好,无寒暑之惑,“松竹兰芷,垂列阶墀,含风团露,留香吐馥。至正光(520-525)年中,太后始造七级浮图一所,去地百仞。……妆饰华丽,侔于永宁。”景明寺在四月八日洛阳的行像庆典中诸像的聚合处,“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尚书祠部曹录像凡有一千余躯。至八日,以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旙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时有西域胡沙门见此,唱言佛国。”可见景明寺在京师中寺庙中具有很重要的位置。“至永熙(532-534)年中始诏国子祭酒邢子才为寺碑文。”该该条目下对邢子才的事迹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子才“洽闻博览,无所不通,军国制度,罔不访及。”为当世所重用。 大统寺 大统寺在景明寺西,该条记载了洛阳令高显略宅掘的苏秦家金百斤,有铭曰为其造功德,遂造招福寺。杨衒之又言“苏秦时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应是碑铭之类,颂其声迹也。” 秦太上公二寺 秦太上公就是灵太后父胡国珍之封号,秦太上公寺就是为其追福所造。二寺分东寺和西寺,“各有五层浮图一所,高五十丈,素彩画工,比于景明。”该条目记述了孝昌初战乱四起,朝廷招募“明堂队”,队中时有樊元宝还京师,同营骆子渊附书一封托其带给家人,到洛阳寺旁的近洛水处所遇甚奇,始知骆子渊为洛水神。 报德寺 高祖孝文帝为冯太后所立。“开阳门御道东有汉国子学堂,堂前有三种字石经二十五碑,表里刻之,写《春秋》、《尚书》二部,作篆、科斗、隶三种字,汉右中郎将蔡邕笔之遗迹也。犹有十八碑,余皆残毁。复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里隶书,写《周易》、《尚书》、《公羊》、《礼记》四部。又《赞学》碑一所,并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论》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犹有四碑。高祖题为劝学里。”这段主要记述了国子学堂的儒家经典石碑的情况,反映了洛阳时期的儒学概况。 正觉寺 尚书令王肃所立。王肃是南齐来降之臣,因以“胆学多通,才辞美茂”而受到高祖孝文帝的重用。王肃在北朝历经数年后习惯了当地的生活习惯,以北魏为大邦称之,而南方为小国。南北朝时期南朝与北朝相互之间降者甚多,特别是那些有素有才学之士均受到礼遇,北朝是如此,南朝亦然。 龙华寺 “广陵王(元恭)所立,追圣寺,北海王(元祥)所立也,并在报德寺之东。法事僧房,比秦太上公。京师寺皆种杂果,而此三寺园林茂盛,莫之与争。”宣阳门外至洛水有永桥,神龟(518-520)中常景作《汭颂》,其词大意是通过叙述洛水的源流,进而追溯自汉室以来政治风云的变幻,北魏最终为天命之所归,天下之正朔。“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东有四夷馆,一曰金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曰崦嵫。道西有四夷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这“四夷馆”和“四夷里”是对四方来降者规划居住之所,分别管理。当时的洛阳,是中原的中心位置,各地来的多民族在此聚集融合,四方难得之货也在此汇集。 “永桥南道东有白象、狮子二坊。”此处所指的白象与狮子都是外国所贡献之物,其中白象西北印度的犍陀罗国所献,说明当时的西北印度通过西域与中原多有交流了。狮子是波斯国胡王所献。庄帝曰“朕闻虎见狮子必伏,可觅试之”,说明中原人听说狮子的相关传说,但一般没见实物。自佛教传入中国后,随之而来的佛教美术中多有表现狮子的题材,狮子本身是佛法保护的象征,也是力量的象征。 菩提寺 西域胡人所立。本条下叙述了死者复生的离奇事件,比较有意思的是复活者言说死者用柏木所作棺材可以免除鬼兵役,令“柏木踊贵”。这也反映出当时战乱时人们对兵灾的恐慌。 高阳王寺 高阳王元雍为尔朱荣所害,其宅遂立为寺。元雍在当时贵极人臣,富兼山海,“厚自奉养,一食必以数万钱为限。”元雍有美人徐月华善弹箜篌,所奏之曲能令听者莫不动容。 崇虚寺 由汉之濯龙园改建而来。 洛阳伽蓝记卷第四 冲觉寺 太傅清河王元怿舍宅所立。元怿为亲王中最有名行,生前“辅翼孝明。……是以熙平、神龟之际,势倾人主,第宅丰大,逾于高阳。”正光(520-525)初元乂专政杀元怿,后被谥为文献,将其图像绘制于建始殿,“徙王国三卿为执戟者,近代所无也”,受到了极高的礼遇。“为文献追福,建五层浮图一所,工作与瑶光寺相似也。” 宣忠寺 侍中司州牧城阳王元徽所立。元徽是颇有才干之人,常与庄帝谋,诛杀尔朱荣就是其所出。尔朱兆擒庄帝后,元徽投奔以前的部下祖仁,不想祖仁贪图富贵反将其杀之。后元徽托梦尔朱兆以财物故反杀祖仁,时人以为交报。对此杨衒之专门写了一段评述“崇善之家,必有余庆;积祸之门,殃所毕集。祖仁负恩反噬,贪货杀徽,徽即讬梦增金马,假手于兆,还以毙之。” 王典御寺 阉官王桃汤所立。“时阉官伽蓝皆为尼寺,唯桃汤独造僧寺,世人称之英雄”。 白马寺 汉明帝所立,此寺是佛教入中国之始所建。“帝梦金神,长丈六,项背日月光明。胡神号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经像焉。时以白马负经而来,因以为名。”这便是当时人佛教最初传入的普遍知识。后来“明帝崩,起祗洹于陵上。自此以后,百姓冢上或作浮图焉。”这点可以在四川地区东汉末年的汉墓中得到证实。该寺前的葡萄异于别处,子实甚大,京师语曰:“白马甜榴,一实直牛。”该条还记述了沙门宝公,能预知未来之事,然发言似谶,当时不得其解,时候方显灵验。 宝光寺 隐士赵逸指出此寺是晋朝三十二寺中独存下来的,因此“形制甚古”。 法云寺 西域乌场国胡沙门昙摩罗所立。“佛殿僧房,皆为胡饰。”外来的建筑和佛像皆是外来风格,这个风格应主要是犍陀罗?“京师沙门好胡法者,皆就摩罗受持之。戒行真苦,难可揄扬。秘咒神验,阎浮所无。”所谓“胡法”应是修苦禅那种修行法门吧,这和当时洛阳的僧人注重讲经辩经、争宅授徒而不注重诵经修禅的情况不一样。该寺条目下记述了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的洛阳大市,周边有八里长。市东南西北各有不同的货殖区域,并记述了各区域比较有意思的人或事,其中市西有善酿酒的刘白堕,其酒饮之即醉,有“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堕春醪”之说。 开善寺 京兆人韦英死后,妻梁氏不治丧而招夫,韦英白日来归使妻舍宅为开善寺。该条目下还记述了其他的奇闻异事,河间王元琛豪富,自比晋石崇有过之,谓“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经河阴之役,诸元歼尽,王侯第宅,多题为寺。 追先寺 尚书令东平王元略宅所立。该条详细记述了元略的政治身涯。他先由于起兵反对元乂专政,失败后逃奔南梁并受到极高的礼遇,后来被明帝迎回北魏,为朝野师模。 融觉寺 清河文献王元怿所立。本条记述了比丘昙谟最的禅学事迹,“讲涅槃华严,僧徒千人。天竺国胡沙门菩提流支见而礼之,号为菩萨。……流支读昙谟最《大乘义章》,每弹指赞叹,唱言微妙。即为胡书写之,传之于西域,西域沙门常东向遥礼之,号昙谟最为东方圣人。” 大觉寺 广平王元怀舍宅所立。永熙年中,平阳王即位,造砖浮图一所,是土石之工,穷精极丽,诏中书舍人温子升以为文也。 永明寺 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土。世宗故立此寺以憩之。房庑连亘,一千余间。庭列脩竹,檐拂高松,奇花异草,骈阗堦砌。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该段文字中还提到西域最远达到大秦(罗马帝国),南有歌营国(伯希和谓马来半岛),有沙门菩提拔陀曾去过那里。“凡南方诸国,皆因城郭而居,多饶珍丽。民俗淳善,质直好义,亦与西域、大秦、安息、身毒诸国交通往来,或三方四方,浮浪乘风,百日便至。率奉佛教,好生恶煞。”记述了南方诸国与西域均有较便利的交流,佛事佛像的流通相比也是很频繁的。“晖遂造人中夹纻像一躯,相好端严,希世所有。置皓前厅,须臾弥宝坐。永安二年中,此像每夜行绕其坐,四面脚迹,隐地成文。于是士庶异之,咸来观瞩。由是发心者,亦复无量。永熙三年秋,忽然自去,莫知所之。”这段文字记述了一尊夹纻佛像的神奇事迹。夹纻是一种雕像的制作工艺,对于雕塑技术的发展有研究意义。 洛阳伽蓝记卷第五 城北 禅虚寺 寺前有阅武场,岁终农隙,甲士习战,千乘万骑,常在于此。 凝玄寺 阉官济州刺史贾璨所立。迁京之初,创居此里,值母亡,舍以为寺。 宋云与慧生使西域
神龟元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经,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初发京师,西行四十日,至赤岭(青海西宁之西)。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浑国(辽东鲜卑种,立国于今之青海)。从吐谷浑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法显传》云鄯善本名楼兰,汉昭帝元凤四年(77)更名为鄯善。)从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且末)。城中图佛与菩萨,乃无胡貌,访古老,云是吕光伐胡所作。从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注解推测在今尼雅之于阗附近)。从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麻女上下结构)城(于阗境内)。有金像一躯,举高丈六,仪容超绝,相好炳然,面恒东立,不肯西顾。从捍(麻女上下结构)城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阗国。于阗王不信佛法。有商胡将一比丘名毗卢旃在城南杏树下,向王伏罪云:"今辄将异国沙门来在城南杏树下。"王闻忽怒,即往看毗卢旃。旃语王曰:"如来遣我来,令王造覆盆浮图一所,使王祚永隆。"王言:"令我见佛,当即从命。"毗卢旃鸣钟告佛,即遣罗睺罗变形为佛,从空而现真容。王五体投地,即于杏树下置立寺舍,画作罗睺罗像,忽然自灭。于阗王更作精舍笼之。神龟二年(519)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驹波国(注解为莎车稍南)。八月初入汉盘陀国(据考为塔什库尔干一带)界。西行六日,登葱岭山。复西行三日,至钵盂城(小帕米尔)。九月中旬入钵和国(近人考证和罕山南山间一带)。十月之初,至<喝欠>哒国(魏书云自金山而南,于阗之西,正光末遣使贡师子一于北魏)。十一月初入波知国(小国),十一月中旬入赊弥国,十二月初入乌场国,其国为鞞罗施儿之所,萨埵投身之地,旧俗虽远,土风犹存。宋云于是与惠生出城外,寻如来教迹。水东有佛晒衣处。王城北八十里,有如来履石之迹,起塔笼之。履石之处,若水践泥,量之不定,或长或短。城北有陀罗寺,佛事最多。浮图高大,僧房逼侧,周匝金像六千躯。王年常大会,皆在此寺。国内沙门,咸来云集。去王城东南,山行八日,至如来苦行投身饿虎之处。高山巃嵸,危岫入云。嘉木灵芝,丛生其上。林泉婉丽,花彩曜目。宋云与惠生割舍行资,於山顶造浮图一所,刻石隶书,铭魏功德。至正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罗国(西北印度,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於是西行五日,至如来舍头施人处。亦有塔寺,二十馀僧。复西行三日,至辛头大河。河西岸上,有如来作摩竭大鱼,从河而出。复西行十三日,至佛沙伏城。其城内外,凡有古寺,名僧德众,道行高奇。寺内图太子夫妻以男女乞婆罗门像,胡人见之,莫不悲泣。复西行一日,至如来挑眼施人处。亦有塔寺,寺石上有伽叶佛迹。复西行一日,乘船渡一深水,三百馀步。复西南行六十里,至乾陀罗城。东南七里,有雀离浮图。《道荣传》云:城东四里。推其本缘,乃是如来在世之时,与弟子游化此土,指城东曰:“我入涅槃后二百年,有国王名迦尼色迦在此处起浮图。”雀离浮图自作以来,三经天火所烧,国王脩之,还复如故。父老云:此浮图天火七烧,佛法当灭。塔内佛事,悉是金玉,千变万化,难得而称。旭日始开,则金盘晃朗,微风渐发,则宝铎和鸣,西域浮图,最为第一。惠生初发京师之日,皇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从于阗至乾陀罗,所有佛事处,悉皆流布,至此顿尽。惟留太后百尺幡一口,拟奉尸毗王塔。宋云以奴婢二人奉雀离浮图,永充洒扫。惠生遂减割行资,妙简良匠,以铜摹写雀离浮图仪一躯,及释迦四塔变。於是西北行七日,渡一大水,至如来为尸毗王救鸽之处,亦起塔寺。惠生在乌场国二年,西胡风俗,大同小异,不能具录。至正光三年二月始还天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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